上井冈山,是为了保存力量;下井冈山,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。两者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来说,体现的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、实事求是的要求。
井冈山上有一处碑林,碑上均为老一辈革命家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以及文化名人的题词。138块书法碑刻各有特色,其中有一块的碑文很独特,写的是“上山伟大,下山也伟大”。看了印象深刻,细细琢磨,更有余韵。
上山指的什么?大家都很清楚。
1927年,大革命失败后,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国民党的镇压,先后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。但可惜的是,基本上都失败了。
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攻打长沙,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。但由于强敌反攻,起义军相继失利。面对现实,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,带领部队转移。
起义部队往哪儿去?革命往哪儿去?这成了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。
于是,就有了文家市的集结,有了向湘南农村的进发,有了著名的三湾改编。最后,10月27日,部队到达了井冈山的茨坪。从此,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
这就是上山。上山的最直接目的,是保存力量。在中国,大凡读过听过《水浒》的人,都不难理解上山或许是一条生路。但是,这条生路如果具有了政治和理论的色彩,就不那么简单了。
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,井冈山名不见经传,而俄国的冬宫则声名远播。1917年11月6日至8日,俄国爆发十月革命。7日晚9时40分,以“阿芙乐尔”巡洋舰的炮声(空炮)为信号,布尔什维克掌握的起义部队向临时政府所在地——冬宫发起进攻,当夜便占领了冬宫。在整个起义过程中,只死了6个人,伤50人。
胜利振奋人心,但这种起义的方式也成了一种模式。共产国际把它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共产党。凡革命,就要走俄国的道路。占领冬宫,就成了一种标志。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,年轻的中国共产党,以俄国革命为榜样,指望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。
在这种背景下,要不要上山,能不能上山,就成了非同小可的问题。回答这个问题,智慧和勇气不可缺一。首先是智慧。面对强敌,作何选择?必须冷静思考,审时度势,科学抉择,在失败中找出胜利的希望和途径来。同时还需要勇气,因为上山不符合当时全党的计划和意图,也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战略,还可能被戴上胆怯、逃跑、右倾、不顾大局的帽子等。
根本的一条是,要不要实事求是?实事求是,就得尊重现实而不是迷信教条。
毛泽东的选择是实事求是、独立思考,于是就有了后来成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
当然,上山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力量。1927年11月18日,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。11月28日,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——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。
当年在俄国,攻下冬宫后,布尔什维克立即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。而井冈山,不是什么首府、首都,能成立红色政权吗?毛泽东用行动回答了:可以。
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,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,建立工农民主政权,打土豪,分田地,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,加强人民军队建设,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,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。
有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。毛泽东回答说:“一国之内,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,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,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。这种奇事的发生,有其独特的原因。”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五大原因,得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结论。对世界“奇事”作出似乎“奇异”却合乎逻辑的分析,突出展现了毛泽东求真务实的智慧。
井冈山红火起来了。朱德、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来了,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来了。红四军连续打破敌人的三次“进剿”和两次“会剿”,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。但是,毛泽东、朱德没有仅限于此,而是果断地决定:下山。
1929年1月14日,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“会剿”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,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,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,相继开辟了赣南、闽西革命根据地。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,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短短几年中,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,人数约7万人,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。通过武装斗争,领导创建了一大批革命根据地。星星之火,真的燎原了。
1931年11月7日至20日,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,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。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。
显然,毛泽东的上山,并不是就呆在山上,更不是为了呆在山上。如果仅仅限于上山,那就不是共产党,而是真成了《水浒》中的山大王了。说到底,上山是为了下山。占领井冈山,最后还是为了占领“冬宫”。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上山,但实现党的理想和抱负,更需要下山。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。上山与下山结合起来,才构成完整的中国革命道路。
过去,我们很注重上山,这是对的;但对下山的研究和宣传,却有所忽视。其实,上山下山都有大讲究,都有大智慧。
无论上山还是下山,都要服从于实际的需要。比如,1938年陈毅、傅秋涛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从安徽太平县出发,东进抗日到达苏南的茅山,但并未停留在茅山,而是把司令部移驻于山外的宝堰附近,还在宝堰镇成立了镇(江)句(容)丹(阳)金(坛)四县抗敌总会。为什么?因为新四军建立茅山根据地,不是为了停留在山林之中,而是为了抗日,消灭侵略军。前出宝堰,进,可以进逼苏南的交通干线,伺机袭扰和歼灭日本侵略军,还可以扩大新四军的影响,并取得一定的物资补给;退,则可以撤往茅山山区,保障自身的安全。所以,把宝堰作为第一个落脚点,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
上山、下山,充满着辩证法。无论上山,还是下山,都是实际的需要,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。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来说,都是实事求是的要求,都是勇气和智慧的表现。
于是,我们就不难明白,上山伟大,下山确实也伟大。从保存力量、闯出新路来说,上山很伟大;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、改造和建设新中国来说,下山更伟大。而唯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,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伟大。
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,无论革命、建设,还是改革开放,都要实事求是,从实际出发,从自己的国情出发,勇敢地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,也是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必须反复思考和牢记的一条大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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