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话函询，是处置一般性违纪、一般性职务违法问题线索的一种常见方式，重在核实有关情况，据以作出相应处理，促使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增强纪律意识。但实际工作中，由于一些关键环节工作处理不好，其实效常常打折扣。

　　适用情形把握不准。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“接到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，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，谈话提醒、约谈函询，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……”监督执法工作规定明确，对反映监察对象一般性职务违法的问题线索，可以依法采取谈话函询方式进行处置。怎样界定“一般性违纪”“一般性职务违法”？实践中，有人将这两个概念与“轻微违纪”“轻微职务违法”和“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、职务犯罪”混为一谈，导致本该进行谈话提醒、批评教育、责令检查、诫勉等处理的，或者本该给予暂存待查、予以了结的，进行了谈话函询；甚至把本该进行初步核实的，也进行了谈话函询。笔者认为界定这两个概念，第一，要充分体现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，坚持实事求是，综合考虑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、社会效果。第二，要深入了解本地区本单位政治生态实际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被反映问题的性质，以及被反映人的工作、思想实际和廉洁方面的情况，包括以往其被反映的问题及处置情况等。第三，要辩证地认识、分析问题，科学权衡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或损害、损失等，对问题作出精准研判。

　　事前功课准备不足。在谈话方面，突出的有三点：一是谈话人选择不佳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在“谈话函询”一章规定，“谈话应当由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或者承办部门负责人进行，可以由被谈话人所在党委（党组）、纪委监委（纪检监察组、纪检监察工委）有关负责人陪同；经批准也可以委托被谈话人所在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人进行”。但实践中很多情况都是委托下级党组织有关负责人谈话，忽视谈话人身份对谈话效果产生的影响。为保证谈话实效，若反映问题比较具体，在确定谈话人时，宜以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或者承办部门负责人来谈为首选。二是对被谈话人的情况了解不透。特别是对其家庭背景、性格特点、爱好、履职表现掌握不全面、不深入，对敷衍应付、漠然视之、不配合谈话的，找不到恰当的引导方法，发生冷场问题时，找不到话题用以解围。三是对与谈话主题相关的政策法规掌握不够。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时，遇到谈话对象辩解，不能回答其提出的问题，特别是面对反映笼统的问题线索，在谈话对象提出异议时，不能有效应对、做出令其信服的解释，甚至陷入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。

　　谈话交流技巧匮乏。一是谈话开场生硬。比如，有的在谈话开始前，缺乏必要的思想开解和心理疏导，不能让谈话对象体会到组织信任和关爱的温度，难以消除顾虑、坦露心迹。二是用语冷峻、不合时宜。有的从开始通知被谈话人，就埋下不好的“伏笔”，比如确定谈话时间不与谈话对象沟通商量，给其“强硬”感觉，事实上，如遇其生病住院、开会、培训、出差等特殊情况，应该视情调整。有的缺乏换位思考，没有足够耐心让谈话对象把话讲完，不恰当地使用类似“你听着”“你别说”等言语，即使需要进行必要的打断时，也不善于运用温和的引导技巧。三是把握不住重点。进行谈话函询，重在核实被反映问题，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，要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。虽然也可以让谈话对象对涉及的其他问题予以说明，但不能过于纠缠，也不能混同于“谈话提醒”“诫勉谈话”，一味提整改要求。

　　事后相关工作不到位。主要有三点：一是督促“说明”“检讨”不够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，“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应当在民主生活会、组织生活会上就本年度或者上年度谈话函询问题进行说明，讲清组织予以采信了结的情况；存在违纪问题的，应当进行自我批评，作出检讨。”党内监督条例也明确，领导干部应当在民主生活会上把群众反映、巡视反馈、组织约谈函询的问题说清楚、谈透彻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提出整改措施。有的被函询人既没有“说清楚、谈透彻”，也没有开展切实的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有的甚至在“说明”“检讨”时连基本要素都说不全，敷衍了事，而对这些工作，有时候督促不到位。二是材料入档不及时、不规范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明确，开展谈话函询的材料应当存入廉政档案。但实际中，有的仅满足于谈话函询后的“案结卷成、事毕归档”，而忽视将其谈话笔录、书面说明等重要材料按要求复制整理，及时存入廉政档案。三是抽查核实工作欠缺。有的满足于“一谈了之”“一函了之”，过于依赖单一的谈话或函询材料，片面相信被谈话函询人，清一色地予以采信了结，助长其“不过如此”的轻松过关心态。有的在对被谈话函询人说明、解释内容抽查核实上，要么缺乏责任担当、不愿作为，要么缺乏核实方法、不会作为，让心怀“只谈不查”侥幸、矢口否认存在问题、企图蒙混过关的人得逞。